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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与伦敦近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联合行动，这既展现了全球协作打击跨国犯罪的成效，也折射出未竟事业的艰巨。

　　上个月，美国与英国联合开展了针对东南亚有组织犯罪团伙史上最大规模的协同执法行动，直指该地区网络诈骗产业核心网络的资金命脉。美国财政部对与柬埔寨陈志集团（Prince Group）存在关联的146名个人及实体实施了严厉制裁，并公布起诉书，指控该集团旗下企业涉嫌网络诈骗、人口贩卖及洗钱活动。调查人员查获了约12.7万枚比特币，价值高达140亿美元，与此同时，英国当局则冻结了该集团在伦敦持有的高价值房产。

　　过去十年间，东南亚网络诈骗团伙通过欺诈全球受害者牟取暴利。仅2024年一年，美国民众因此类骗局遭受的损失就约为100亿美元。

　　美英两国的制裁措施揭示了柬埔寨政权、私人财富与非法企业相互勾结的生态系统——这种模式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屡见不鲜。此后数周，涉案国家纷纷采取行动以示震慑。然而，这些努力受制于一个更深层且棘手的问题：非法产业已与当地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深度交织，致使依赖这些产业输血的政权难以真正痛下决心打击犯罪。

　　溯源东南亚诈骗经济的崛起，可归因于至少三股力量的历史汇。其一，是该地区根深蒂固的租金榨取与庇护体系，这一体系长期塑造着当地的治理模式；其二，是2010年后灰色资本的激增——海量资金通过房地产、实体赌场及线上博彩等模糊了投机与犯罪界限的渠道外流；其三，则是数字金融与加密货币技术的迅猛扩张，使非法利润得以通过不透明且监管薄弱的支付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无缝流通。

　　尽管这些力量各自独立演进，但它们共同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将网络欺诈从分散的小规模犯罪活动，转变为植根于政治经济权力的庞大跨国产业。

　　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权力的根基在于个人威望与对资源的掌控，而非正式的国家机构。政客与官员依赖商业盟友、军方人士及地方中介来筹集资金、维系忠诚并调解纠纷。这些关系深深根植于国家建构的历史脉络之中——从殖民统治时期、冷战同盟时代，到后来在有限行政能力下维系多元领土统一的种种尝试。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关系催生出适应性极强的政治体系，能够将包括非法收入在内的全新资金来源，吸纳进既有的利润分配与权力保护网络之中。

　　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菲律宾因此成为首选目的地：投资者可以通过政府官员、富豪及军方中介获取土地、牌照和安全保障。赌场、工业特区和房地产开发项目成为主要的洗钱与投资渠道，开发商与那些能提供政治保护和官方掩护的当地精英迅速结盟。

　　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这种转型。当边境关闭、旅游业崩溃时，原本的赌场开发项目和房地产项目被迅速改造成诈骗基地。曾经服务于博彩行业的工作人员，被来自整个地区的被贩运者和强迫劳工所取代。

　　加密货币与数字支付的普及，使这一体系的触角延伸至前所未有的广度。诈骗所得经由“骡子”银行账户（Mule Accounts）转入虚拟货币体系，在各类加密钱包间频繁转移以混淆资金链路，经场外经纪人洗白后重新注入正规银行体系。支撑合法商业运作的金融平台，如今能在数秒内将非法资金进行跨境转移。这些技术并未取代旧有的腐败形式，而是将其无限延伸——将东南亚根深蒂固的租金经济体与跨国非法资本积累网络相连，进而接入维系这些网络的全球金融体系。

　　到2023年，这套机制已将该地区部分区域转变为全球网络犯罪产业的指挥中心。联合国及区域执法机构估算，诈骗基地雇佣了数十万人，年创收数十亿美元。受害者遍布全球，利润流经离岸司法管辖区，但其实体基础设施——那些基地、守卫和管理者——仍深植于当地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地方权力与国际资本交汇的关键节点。

　　柬埔寨无疑是东南亚诈骗经济的核心枢纽。数十年来，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CPP）将国家权力与私营企业深度融合，允许富豪们通过垄断合同和政治庇护牟利。最初依托木材和土地特许权建立的战后经济，逐渐转向资本支持的房地产和赌场投资。2019年在线赌博遭禁，迫使众多运营商撤离。然而，就在赌博禁令出台之际，网络诈骗活动却急剧膨胀——昔日赌博热潮催生的基础设施被轻易转用于诈骗产业。这些诈骗网络高度依赖人口贩运劳工，并将全球各地的民众作为猎杀目标。

　　若无高层政治庇护，这些骗局绝无可能滋长。诈骗基地往往建于政商联姻的富豪名下，外国运营商甚至获赠国籍与荣誉头衔，即便偶有调查启动，也往往悄然搁置。英美两国对陈志及其掌舵的王子集团的指控，恰恰揭示了权力、金钱与法律豁免权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陈志近期被起诉及数十亿美元加密货币遭查扣，不仅揭示了调查人员追踪到的诈骗网络获利规模，也反映出非法金融与柬埔寨国民经济的深度交织。

　　多家区块链分析公司还披露，有支付平台涉嫌通过总理亲属进行洗钱，规模惊人。该平台虽于10月被美国金融体系封禁，但其所有者并未受到任何公开制裁。至2025年，美国官员已正式将柬埔寨列为“人口贩运的国家支持者”。

　　美英对陈志及王子集团的雷霆行动，迫使柬埔寨政府紧急应对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王子银行遭遇储户挤兑潮，迫使政府发布安抚声明以防经济。同期，泰国当局冻结了柬埔寨权势商人、政权核心金主黎永发（Ly Yong Phat）的资产，进一步加剧了金边庇护网络的压力。

　　面对危机，柬埔寨高层官员试图展现强硬姿态，通过高层会议和双边论坛对诈骗行为严词谴责——尽管该行业与国民经济已深度绑定。公开调查显示，诈骗团伙正展开“躲避掩护”行动，将人员从受制裁的营地转移至越南边境的新据点。然而，柬埔寨政府究竟如何有效遏制这一既深度渗透本国经济、又为政权精英创造巨额收入的行业，仍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缅甸的诈骗中心则诞生于数十年内战与权力分裂的土壤之中。在边境地区，民族武装组织和亲军方民兵长期建立自治体系，自行征收税款、颁发商业执照并维持辖区治安。网络诈骗由此成为继毒品、伐木、翡翠之外的新型收入来源。

　　克伦邦的水沟谷（Shwe Kokko）即展现了该体系的典型运作模式。尽管当地政治格局瞬息万变，但隶属军队治理体系却实质独立运作的克伦边防军（BGF），仍与投资者合作建造了带围墙的赌场与诈骗基地，配备专属警卫和独立供电系统。这些收入被用于购买武器和招募人员，增强了民兵组织在与军方交涉中的筹码。2023年，掸邦某民族武装组织在收复失地时袭击了军方支持的诈骗中心。在缅甸边境地区，诈骗所得实际上已成为战争经济的一部分，正在重塑当地的权力格局。

　　位于泰缅边境妙瓦底（Myawaddy）附近的臭名昭著的KK园区（KK Park）近期的动向，在制裁实施后引发了国际关注。据官方媒体最新报道，军政府部队上月底关闭了该园区的运营，但具体细节尚不明朗。分析人士强调，此次打击行动显然经过精心“策划”：军方宣称已“清剿”KK园区，但可靠消息显示，诈骗头目们事先获知消息后从容撤离，随后大门才被打开。超过1500人逃往泰国，其余人员则被转移至其他基地。这种模式凸显了边境地区诈骗经济体的惊人韧性——在管控分散、精英网络与非法商业交织的区域，这类经济体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

　　在该地区其他地方，老挝的诈骗经济在长期以“投资换取准入和保护”的单一政党体制下蓬勃发展。由于缺乏国内产业且背负沉重债务，政府依赖特许经营等协议，将大片土地和资源移交给外国投资者。这种宽松的环境促使非法经济在官方保护伞下与正规经济并行发展。

　　最鲜明的例证当属由赵伟运营的金三角经济特区（GTSEZ）。尽管因贩毒和洗钱活动遭美国制裁，赵伟却因对当地治安的所谓“贡献”于2024年获颁国家勋章。该经济区实质上已成为拥有独立赌场、安保体系和经济运作的私人飞地，诈骗与贩运活动在老挝当局的默许甚至庇护下公然进行。政府非但未解决问题，反而将其纳入体系，依靠这些租金维持政治忠诚度和外汇流入。

　　此处的执法行动同样流于表面。2024年8月，老挝当局向诈骗团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在8月25日前拆除金三角特区内数百家网络诈骗工厂。该经济区长期因赌场及房地产运作涉及人口贩卖、网络诈骗和洗钱活动而备受诟病。然而，突击搜查与驱逐行动仅波及基层人员，核心网络未受触动，园区所有权亦未改变。因此，所谓的“打击行动”更像是一场精心管理的舞台剧——在展示执法意愿的同时，让主要参与者和运作体系安然无恙。2023至2024年经历多轮搜查后，诈骗活动依然持续，上月该园区再度传出突击检查的消息，但成效存疑。

　　迄今最成功的执法行动发生在菲律宾。该国网络诈骗产业源于离岸赌博业的兴起。在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执政期间，政府建立了“菲律宾离岸博彩运营商”（POGOs）许可制度，吸引大量资本注入，为中央及地方政府创造税收。监管缺位与分散式庇护体系，使地方政客在许可审批和执法中拥有广泛裁量权。许多人借此向运营商索取租金，或为其提供免受调查的保护伞。

　　到2023年，全国性突袭行动揭露了这些网络对国家机器的深度渗透。在塔尔拉克省（Tarlac），调查人员将市长郭爱丽丝（Alice Guo，亦称郭华萍）与辖区内大型诈骗基地关联起来。她目前正因涉案角色面临严重指控。随着其真实身份曝光，公众目光转向其背景。但更值得深思的是，她如何与犯罪网络在明目张胆中操控当地政商两界，运作庞大的诈骗体系。邦板牙、拉斯皮尼亚斯和帕赛市的类似突击行动，均揭露了被贩运的劳工及官员共谋的铁证。

　　与柬埔寨、老挝或缅甸不同，菲律宾的执法行动显得线年颁布的POGO禁令（预计2025年正式立法）前后，警方与移民局多次突击搜查，起诉地方官员，并驱逐数千名工人。部分大型运营点已被永久关闭，公众监督使政治庇护的成本大幅攀升。

　　然而，众多运营商通过更名或转入地下活动，有时沿用原有建筑和人员，或另觅据点掩盖行踪。在此案例中，强力执法虽抑制但未能彻底根除该产业——它正利用国家政治秩序碎片化的缝隙，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结果是，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网络诈骗已异化为权力与金钱运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柬埔寨，它维系着精英阶层的庇护体系；在缅甸，它为军方、民兵和军阀提供资金；在老挝，它在官方庇护下运作；在菲律宾，它则在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真空地带野蛮生长。这些犯罪网络鲜少能在脱离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壮大。官员们对本应监管的犯罪网络予以许可、庇护或从中直接牟利。在多数情况下，巨额利润与政治效用使持续、彻底的执法成为一种奢望。

　　更为警惕的是，始于该地区的模式正向外扩张。昔日打造西哈努克城与水沟谷诈骗基地的操作手册，如今正出现在东南亚之外——高加索地区、西非及拉丁美洲的部分区域，并迅速适应当地的保护体系与寻租机制。非法所得通过加密货币钱包、离岸公司及新加坡、伦敦的房地产市场进行全球转移。联合国与区域执法机构估算显示，仍有数十万人被困于这些年产数十亿美元的诈骗基地。该体系之所以持续存在，在于它将本地中介与全球金融科技基础设施紧密相连，使数字创新与根深蒂固的腐败实现了完美的、罪恶的融合。

　　美英联合打击柬埔寨王子集团的行动，展现了协同施压的潜在成效。通过锁定诈骗的金融架构——那些将非法利润与正规经济相连的公司、银行关系及伦敦高价值房产——当局直指获利最丰的幕后操盘者。但此类行动仍属凤毛麟角。网络犯罪之所以猖獗，既因其服务于国内政治利益，也因全球金融体系为其提供了海外温床。西方银行、房地产市场及加密货币交易所仍在不加审查地吸收非法收益。只要这些渠道未被封堵，东南亚的执法行动只会将问题转移他处，而非根除。

　　有效行动需要超越道德谴责。它要求持续实施类似英美制裁力度的执法行动，并严格规范全球金融体系（包括加密货币）与腐败治理的交互方式。因此，柬埔寨对王子集团的打击行动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要使其成为可复制的先例，需要持续的国际协调——不仅要与东南亚各国政府合作，更要与那些支撑其经济体系（包括欺诈行为）的全球金融中心携手共进。

　　尼尔·劳克林（Neil Loughlin）系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圣乔治校区比较政治学副教授，其研究聚焦于威权政治与发展政治经济学。他的著作《胁迫政治：柬埔寨国家与政权建构》（The Politics of Coercion: State and Regime Building in Cambodia，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24年）已出版，目前正致力于撰写关于东南亚犯罪与政治的专著。